尧有敢谏之鼓相传尧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指出他施政有什么

尧有敢谏之鼓：相传尧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指出他施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史称“敢谏之鼓”。

舜有诽谤之木：相传尧命舜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以修明政治，史称“诽谤之木”，也称“谤木”。见《史记·孝文本纪》。

汤有司过之史：据《淮南子》记载，商汤曾给自己设置了进谏的史官（司过）来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武有戒慎之铭：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姜太公述《丹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周武王闻之，退而为戒，并写在几、案等器物上，作为座右铭。《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突然发威作怒，以此来阻止别人的议论。如果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就是传到外边，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所做的事是错误的，就是极力掩盖，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闻，除非己莫言。’自己做了却想让别人不知道，自己说了却想让别人听不见，这就像是掩目捕雀，掩耳盗铃，只会被人讥笑讽刺，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又听说，没有长时间混乱的国家，也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国民的善恶好坏取决于道德教化的厚薄，所以夏朝和商朝在禹和汤的治理下就天下大治，在桀和纣的统治下就天下大乱；周朝在文王、武王的治理下就秩序安定，在幽王、厉王的统治下就出现危机。因此，古代圣明的国君，严以责己而不怨恨别人，寻求自身的不足而不责备下属。因此说：‘禹、汤时常责备自己，所以国家迅速兴旺；桀、纣处处怪罪别人，所以国家很快灭亡。’现在很少听说君王责备自己，而他们怪罪臣下之心不已，就会深深违背恻隐之情，并且开启奸邪之路。汉朝的王温舒有杀人不尽之恨，臣对此人深感惋惜，恩泽未能结纳人心，而希望达到不用刑罚的治理效果，我没听过这种事。臣听说过，尧时有敢谏之鼓，舜时有诽谤之木，汤时有专记过失的史官，武王时有戒慎的座右铭。这些都是先王倾听意见于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寻求谏言于没形成过失的时候，虚心对待臣下，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下无私，君臣同心同德。魏文帝也说：‘有德之君喜欢听逆耳的话，喜欢听犯颜直谏之言，亲近忠贞的大臣，厚待直谏的人士，斥逐谗慝，远离奸佞的小人，实在是想保全自身和国家，远远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凡是承受天命控驭国运的国君，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可以不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吗？自古以来的圣明国君，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一番伟业的，没有不依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也没有违背辅弼大臣意见的。”

诚信第十七

本篇主要讲用“诚信”来治国的道理，同时也反映出贞观君臣对“诚信”原则高度重视的程度。如果君臣之间互相不能以真诚相待，则难以齐心协力治理国政。魏徵认为：“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魏徵把诚信看成治理国家政务的大纲，“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殷纣王轻慢侮弄五常，周武王就夺了他的天下；项羽因为没有仁信，就被汉高祖夺了他的江山；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君主只有以诚信对待朝臣，才能得到群臣的鼎力相助。朝廷只有摈弃诈伪，取信于民，才能使万民归心，天下太平。唐太宗以历史为鉴，能任人不疑，群臣也竭尽忠诚，这就是唐初君臣能成就“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儒家的处世修身准则在“贞观之治”中的具体运用。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

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