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姚崇当然不是随便哭的他看到武三思未除断定将来必有后患果然

其实姚崇当然不是随便哭的，他看到武三思未除，断定将来必有后患。果然，善于迎合人的武三思，深得唐中宗信任，并且与韦后互相勾结，后来执政，杀了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姚崇因为在送别武后往上阳宫时曾泪流满面，证明他没有意图参与政变，所以没有受到牵连。

姚崇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智大勇者。他不仅具有超前的政治眼光，而且还拥有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在看到武三思未被除掉时，他为自己留下了后手——以满脸的泪珠讨好了武三思，从而使自己在后来的政变中躲过了一场祸患。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战争指导原则。这种原则主要是使敌人前后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及，从而阻断敌人内部的有机联系，达到降低敌人战斗力的目的。总之，军事行动要以对我方有利为前提。

战国时，魏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国请求齐国出兵援助。齐宣王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当时魏国谋士邹忌不主张出兵援助，田忌则主张出兵相救。孙膑认为，齐国不必急于出兵相救，因为在韩、魏两国军队还没有遭到重创以前，齐国出兵是代替韩国承受魏军的攻击，而且还要听从韩国的指挥。况且在这次战争中，魏国已决心与韩国决一死战，所以韩国才向齐国求援。齐国可以先同韩国结交，然后待魏、韩两国军队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时，再出兵相救，则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齐王听从了孙膑的建议，最后于马陵大败魏军。

孙膑继承了先祖的衣钵，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忠实执行者。在齐国是否出兵援韩这件事上，他几乎做到了滴水不漏，从而占尽了便宜。如果依照邹忌或者田忌的主张，是收不到这种效果的。

“合于利而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反映了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追求利润。也就是说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因利而动，这不仅是企业的本质，而且也是衡量企业行为的根本标准。

者973年，扎伊尔发生了内乱，日本三菱公司的市场分析人员认为，与扎伊尔相临的世界重要的铜矿产地——赞比亚有可能会受到动乱的影响。于是，他们密切注意该地区的军事动向。不久，叛军向赞比亚边境运动。三菱公司认为叛军若切断交通，势必会影响赞比亚的铜锭输出，从而波及世界的铜锭价格。在认真分析局势之后，三菱公司果断决策，趁叛军尚未切断交通，低价大量购进市场上的铜。后来叛军果然切断了交通，世界市场的铜价随之大涨。日本是原料进口大国，铜价上涨之后，日本国内对铜的需求量有增无减，三菱公司趁机高价抛售以前收购的铜，结果发了一笔横财。

说起来，日本三菱公司并不是专门做铜生意的，可是公司的分析人员从扎伊尔的政治动乱中发现了商机，反正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所以三菱公司没有错过这一赚钱的好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大量购进市场上的铜，然后趁机抛出，最后获益匪浅。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忠臣定想辅佐一位贤明的君主。可事实上，一位良臣并不一定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君主。如果是这样的话，忠臣宁可隐居一生，也不要助纣为虐，与昏君为伍。

商朝的末代之君帝辛，也就是商纣王，曾经征夷四方，战功显赫。可是等到国家安定下来后却不理朝政，变得残暴而又荒淫。

面临国家的深重灾难，微子曾同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自己出走之事。箕子忧心忡忡地认为：现在假若帝辛能够好好地治国，眼见到国家太平，就算死了也无憾。如果自己死了都不能换得国家的清明，还不如早日离开的好。在纣王醉生梦死、国运风雨飘摇之际，箕子仍希望纣王改过自新，重整国威。可是这一切都是他的空想，后来他因无奈而装疯，竟被纣王当作奴隶一样囚禁了起来。

武王伐纣之后，被囚禁为奴的箕子也得到了解放。箕子怀着亡国之痛，不愿事周为臣，遂率人来到朝鲜半岛，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