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纸作为书写材料写成的书称纸写本中国人民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对世

以纸作为书写材料写成的书称纸写本。中国人民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造纸术发明初期，由于纸的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很长一段时间是纸、简、帛三者并用。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提高，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至隋唐纸写本进入全盛期，它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唐代虽然使用印刷术，但纸写本与纸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后，印刷术的普及，纸写本进入末期，并被纸印本所代替。纸写本的广泛出现，使书籍的形态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产生了书籍史上的卷轴装、经拆装和旋风装。卷轴装书籍是纸写本的最早装订形式，来源于帛书的束卷。它把若干纸张粘连成长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轴心，粘于纸的一端，以此为轴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为纸写本书主要采用卷轴形式，所以纸写本书又称做“卷子”。卷子的长度根据文章篇幅而定，长的米左右，个别的有米多。纸上用墨画成直格，分为许多行，四周称“边”，中间称“界”。为了保护卷子，在卷子露于外边的右端粘上一块纸口叫“裱”或口叫“褾”、“包头”、“玉池”。为了显露豪华，帝王贵族的书用绫绢绸等丝织品作裱。裱的首端适中处系上一条丝织品的带子，以防散乱。带的尾端系上一个长尖形的别子，普通的别子用兽骨，佛、道经书上多用竹签，玉石签。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集中保存，就用书衣（丝织品）包上，称为“帙”。在收藏及利用中，为了便于抽出、插入和识别，就在轴头上卷轴装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明书名、卷次等记号，这叫做“签”。签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制成，并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门类，如唐代的经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部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部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装饰卷轴的方法称为“装治”，包括作轴、褾、带、签等。为了保护纸卷不致损坏，需要通过装潢加以保护。所谓“装”，系指裱装而言，所谓“潢”，是用黄柏染色，使其不受虫蛀，又称“人潢”。卷轴制度到唐代已非常完善，但是卷轴一般都很长，阅读时边读边展开，还要边卷起读过的部分，非常麻烦。特别象《初学记》、《北堂书钞》等大部头的类书以及《切韵》、《唐韵》等工具书，阅读和查检更加不便，于是产生了经折装和旋风装两种形态。经折装又叫梵夹装，它是把已抄写好的卷子左、右反复折叠成为一叠，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作经拆装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经。封面通常是厚纸，或者裱上一层缣帛或彩纸。至今佛教经书还常采用这种形态。经折装虽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烦，但厚厚一叠书阅读时容易散开扯断，于是人们又进一步改进经折装，出现了旋风装。它与经折装相似，也是将卷子左右折叠起来，不同的是将前后封面粘连在一起，使其首尾相连。阅读使用时从第一折页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页，又可以接连翻到第一折页，循环翻阅，如同旋风。唐代把经折装和旋风装都称为“叶子”，是书籍从卷轴向册叶过渡的形式。

纸印本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书籍形态。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它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根据文献和实物考证，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书，早期印的书大多与人民生活有关，如历日、诗歌、韵书及阴阳占卜和佛教书等。唐咸通九年（）印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刻印时间的印刷品。年在四川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发掘的《陀罗尼经咒》，上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字，这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寺院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刻书的范围、地域也有所扩大，刻书地区除蜀、旋风装江宁、浙江、梁、瓜州、沙州外，又有青州、福建等。五代时期的印刷品现存的已非常稀少，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而且都是残本，如《唐韵》、《切韵》。雕版印刷术到了宋代已极为昌盛，这主要因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已很发达。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书，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为最有名。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四部类书，均由国子监刻印流传全国。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监本”，在当时是读书人的标准本，流传至今，是珍贵的善本书。地方刻书机构主要有各州、军学、郡学、县学、漕司、茶盐司、提刑司。家刻又称私刻，是指士大夫们刻印的书籍。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私家刻书的有多家。坊刻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籍。书坊刻印图书以营利为目的，他们自己有写工、刻工和印工。著名者如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临安陈氏经籍铺、杭州的荣六郎书籍铺、建宁黄三八郎书唐金刚经铺等。宋代刻印书籍的字体分肥瘦两种，肥者为颜体（颜真卿），瘦者为欧体（欧阳询）与柳体（柳公权）。浙江刻印的书多采用欧体，苗条玉立，秀丽俊俏；福建刻印的书多采用柳体，横轻竖重，挺拔有劲；四川多采用颜体，肥劲朴厚，间架开阔，疏朗悦目。元代继宋代遗风，官刻、家刻、坊刻都得到了发展。国家册页出资拨款，选用上等纸墨及技术熟练的刻工雕印书籍。元刻书籍的特点一是字体多用赵体（赵孟颊），婉柔秀媚，二是使用简体字，三是版式字大行疏，写刻认真，疏朗醒目，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版心所刻字数、卷数和页数，多用草书。明、清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数以万计，刻印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雕版印刷的书籍，因刻印的机构、地点、时代不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官刻的书籍有监本、经厂本（司礼监刻印书）、内府本（皇帝宫廷刻印书）、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时间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区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明州本等）、闽刻本（建阳本、麻沙本）、苏刻本（金陵本、无锡本、苏州本、昆山本、扬州本、常熟本）等；因刻印先后，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况，有精刊本、百衲本等。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书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书逐渐取代写本书，册页制度逐渐代替了卷轴制度。雕版印刷使书纸变成一叶一叶的单叶，然后再将每一单叶装订成册，人们把图书的这种形式称为册叶制度。册叶是世界上书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书籍装帧形式。册叶制度最初的装帧形式是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单面印成的书叶使有文字的一面，面对面的折叠，并将中缝处粘贴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每叶的两端犹如蝴蝶的双翅向两边伸开。这种装帧形式的缺点是版心在内，左右边栏分别向外，阅读起来接连翻两叶空白才能读下去。为了避免经常见到无字的纸背，人们将书叶改为正折，使有字的一面向外，版心成为书口，这种装帧形式就叫包背装。包背装流行于元代，明清不少书也采用这种形式。包背装版心变书口，不便象蝴蝶装竖立排架，所以改为平放，封面也由硬纸改作软纸封面。在包背装的基础上，明代又产生了线装。线装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装，只是不用整张书衣包背，而改用前后各加书衣，然后加工穿线，直接装订成册。一般线装书打孔，称为“四针眼线”；线装开本较大的在上下角处再各打一眼，就成了“六针眼线”。为了保护较为珍贵的书籍，有的采用绫绢包角，称为“包角装”。为了保护线装书籍，人们还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外套。外套又称函套，其种类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纸匣、夹板、书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等硬木制成书匣；纸布匣一般以硬纸作胎，里衬白纸，外糊蓝纸或蓝布；夹板主要用木板或纤维板作材料，制成平面尺寸与书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凿一个长方形小孔，用于穿系带；书套主要以硬纸板为材料，里面裱衬纸张，外粘以布或丝绸作套面。因为书籍采用了保护措施，函套的“函”便成为书籍的数量单位，如说某一种书有多少函多少册。雕版印刷的书都是单面印刷的，每一印刷面称为一个版面，每个版面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组成：①边栏，又叫栏线，指版框四周的黑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单边或单线；四周双线印的叫双边或双线，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故又称文武双边栏；栏线用红色印的叫朱丝栏，黑色印的叫乌丝栏。②界行，又叫边准，指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如有些书不分界行，被称为白文。③天头，指上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④地脚，指下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⑤版心，指版面中心较窄的一行。版心中印有黑线的称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黑线较粗长的称大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版心中间刻印有书名、卷数、刻工姓名等文字者称为花口。⑥鱼尾，指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鱼尾的图形，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有一个鱼尾图案的称单鱼尾，刻有两个图案的称双鱼尾。⑦书耳，又称耳子，指刻印在版框两边边栏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内多记有篇名或卷数。

从雕版图书的整体来看，其结构包括下面十个部分：①书衣，又称护封、书皮，指书前后的封皮，它一般采用硬纸。古代藏书家对书衣的颜色和质量很讲究，一般用黄色和铁青色纸作书衣，清代《四库全书》用绿、红、蓝、灰四色书衣，以别经、史、子、集。②书签，指书衣上所粘贴的用以题写书名的纸签。③护叶，又称副叶，指书衣内所加的一张空白衬纸，是为了保护书页而加的。④封面页，指护叶后的第一页，即今天的书名页，也叫内封面，或内封大题，上面常有名家题写的书名。⑤牌记，又称刊记，指在书名页的背面刻印的刊行时间、地点及刊行人姓名、堂号等事项。⑥书脊，指书的背脊，即一本书装订的一端，也称书背。⑦书口，与书脊相对的一边。⑧书脑，指线装书打眼穿线的地方，今精装书串线订口处也称书脑，因为打孔穿线是装订中关键性的工序，故有此称。⑨书首，也称书头，指书籍最上端的切口。⑩书根，也称书足，指书籍下端的切口，因线装书是平放在书版式架上的，为了便于检阅，常在书根写上或印上该书的书名、卷数、册数及册次等。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北宋庆历年间（～）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是先用带有粘性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面刻上单字，每个字一个印，然后用火烧硬。这种活字因为是用胶泥做成的，所以称为泥活字。此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毕昇泥活字法印过《小学》、《近思录》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绎史勘本》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的翟金生以年心力，造泥活字万多个，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书。泥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山东泰安徐志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种书。继泥活字、磁活字之后，中国又发明了木活字。元朝大德二年（），农学家王桢用自己造的木活字印成《旌德县志》，并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王桢造木活字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锯把每个字锯开，使每个字成为单独的活字，然后用刀把它四面修光。排版时，把木活字一个个排到木盘里，行间用竹片隔开，塞紧空隙后即可印刷。王桢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把木活字按韵和型号排列在两个木制的大转盘里，排字人员坐在转盘旁，只需转动轮盘，就可以拣到所需要的字。木活字发明后，使用非常广泛，明代苏州、南京、福州、云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书籍，有名可考者约种。崇祯十一年（）起，开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报》，这可视为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开端。清代乾隆年间，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种，多卷。古典小说《红楼梦》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直至本世纪初，不少书店还继续使用木活字印书。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外，中国还创造有金属活字，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元代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可见在王桢造木活字前，就已经有了锡活字。无锡华燧也铸过锡活字。清道光三十年（）广东佛山镇一姓唐的书商用锡活字排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共页。铜活字在金属活字中最为流行，明代无锡、常州、苏州一带不少富家铸铜印书，其中著名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坚的兰雪堂、安国的桂坡馆。清代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印了六十五部。铅活字早在明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弘治正德初年（～）陆深的《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可见，早在现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中国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了国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古籍典藏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汗牛充栋。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万多种。在数千年的古籍典藏中，形成了官府、书院、寺院、私人四大系统。

官府藏书即国家及宫廷内部的藏书。根据文献记载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况看，中国商代就有了图书馆，而且有了管理图书的史官。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一些图书流散到各国，各诸侯国非常重视藏书，设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处所收藏。秦王朝统一全国，建立明堂、石室、金匮等藏书机构。公元前年，秦始皇下令焚书，给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损失。西汉宫府图书管理机构沿用秦制，由御史大夫等负责。东汉管理图书的机构为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郎等职。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傅毅、马融等都是主管图书的重要官员。藏书处所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国时蜀、吴仿效汉代制度，设置东观收藏国家图书。曹魏建立秘书中外三阁收藏图书，并派郑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后，都派专人收集图书，建立图书馆。宋有总明观、梁有寿光殿和士林馆、陈有西省、北齐有文林馆、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仅提高了图书机构——秘书省的官级地位，而且增加图书管理人员。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并在书籍的装帧上加以改进，把秘阁图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晶漆轴。唐代官府藏书在隋代官藏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崇文馆等。到开元（～）年间，国家藏书发展到万多卷，但是，安史之乱使图书散失殆尽。宋代的官府藏书中心由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三馆组成。此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司天监、太清楼、四门殿等宫廷内府的藏书处所。钦宗时国家藏书达到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图书，收藏在奎章阁、崇文院内。设秘书监负责国家藏书，官员有秘书监卿、秘书监少监、秘书监丞、秘书郎等。明代开设翰林院，废除前代的秘书监，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文渊阁是国家图书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时，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设立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文渊阁（故宫）、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文溯阁（沈阳）、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明清时期，官府藏书在档案方面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档案库有：内阁大库，收藏行政事务方面的档案；黄册库，收藏全国户口、赋役方面的档案；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赐封给各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的诰封、铁券及京官、外官的诰封底簿，同时也有部分御用图书；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等方面的档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县也设立档案库，据统计有多个，规模大的库房有间。现存明代档案约件，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内，内容主要有洪武（～）、永乐（～）至天启（～）、崇祯（～）各朝的奏本、兵部题行稿，明初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永乐八年明王朝颁给西藏释迦摄聂喇嘛的敕谕；成化（～）年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关于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文件等。这些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清代收藏档案的地方主要有内阁大库、军机处、皇史宬等。内阁大库是清代档案主要收藏处，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书；起居注及六科史书；官修书籍及文件；因修书而征集的材料；从沈阳运来的满文旧档案；内阁日行公事的档案稿件。军机处的档案主要有军机处进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军机处分类汇抄的关于国家庶政的档案，包括上谕、奏事、专案、电报、记事等；军机处日行公事档案；京都内外致军机处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档案主要有玉牒、实录、圣训、会典等。清代档案现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计有万件册）、辽宁省档案馆（万卷）及四川巴县、山东曲阜等处。出版的档案结集有《明实录》、《崇祯实录》、《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文献丛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数十种。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机构。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都离不开图书，所以书院也是古代图书收藏的处所，并形成了书院图书馆。书院起自宋代。宋代的书院有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元代有书院所，明代有所，清代有所。历代书院多有藏书，而且有的达数万卷，如广雅书院藏书多册，鹤山书院藏书万卷，南园书院藏书万多卷。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许多书院设立专门的藏书楼，如明清时期的伊川书院（河南嵩县）设有稽古阁、正学书院（陕西西安）王云凤建楼广收书籍、怀玉书院（江西玉山县）建拓书廨、晴川书院（湖北汉阳）建牣斋馆。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朝廷的颁赐。据文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白鹿洞书院得到皇帝赐给的国子监印本九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赐岳麓书院《义疏》、《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清代乾隆十六年（），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各得到赐与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由于皇帝的恩赐，各书院不仅注重藏书，并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其次是书院自己刻印抄书。元代诂经精舍刻印有《诂经精舍集》集，计多篇。清代学海堂刻有《学海堂集》集卷、《皇清经解》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附存简明目录》卷、《十三经注疏》卷、《揅经室集》卷、《学海堂丛刊》卷，总计多卷。广雅书院设有广雅书局，刻印图书数量最多，印有经、史、小学、文集之类图书多卷。第三是募集。书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组织，所以多方动员当地官员捐献图书，或动员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献，书院的主讲是学术上有名望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如宋代朱熹曾经为重修白鹿洞书院而到处征书，王思训购《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语录等赠给豫章书院，黄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经》及诸子、文学书多卷给雷阳书院。此外，书院还接受捐款，由书院自己去购买图书。正是由于多途径的图书来源，所以从宋至清历代书院藏书不断丰富，有力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及学术研究。书院不但重视藏书门类的齐全，而且注重图书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阅制度。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它的藏书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书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史载东汉明帝时感梦遣使，赴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回佛典《四十二孝经》，藏于兰台石室。从晋代开始，佛教经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晋代以来，各地佛寺大增。据文献记载，西晋两京有寺所，译经部；东晋立寺所，译经部。南北朝时，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藏经之所，故每个寺院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多者万余卷，少者也收藏数千卷。南北朝时的佛教图书超过儒家经典数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经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不少寺院编有藏书目录，如刘勰的《定林寺经藏目录》就是在钟山定林寺千多卷藏书基础上编成的。道教图书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为内容与炼丹长生等有关。南朝宋时陆修静于宋明帝泰始三年（），在建康崇虚馆广收道经，进行整理，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卷，从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后，道馆渐多，藏书亦愈加丰富，如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朱阳馆等。藏书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观，达多卷。佛教进入隋唐，达到全盛时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佛道图书收藏的特点，一是官方设馆收藏，如隋代于观文殿内专设内道场收藏佛道经书。二是寺观内藏书不以佛、道为限，而且数量增多，如唐高宗时创立的西明寺，有室多间，收有部、多卷书。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当时书多是写本，焚毁经书事件多有发生，佛道教徒为了避免损失，采取典藏于佛阁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书就属这类。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早在公元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开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为拥有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着众多的寺庙与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道教等文献。公元年，游牧于西北一带的党项族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战乱外逃之际，把长期积累的经卷、法器等物封闭在石窟里。由于从中原来的香客和商人日渐稀少，敦煌随之冷落，逃避战乱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经卷无人知晓。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发现了这些数以万计的公元～世纪的各种经卷、文书及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敦煌遗书或称敦煌书卷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致使大量的有价值的经卷流失国外，给中国古籍文献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敦煌书卷共计万多卷，其中%以上是宗教经典，如《大乘四法经论》、《佛说延寿命经》、《道德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另外还有《易》、《诗》、《汉书》、《沙州图经》、《算经》、《星占》、《甘棠集》、《秦妇吟》等经、史、子、集及文书帐册等书。这些文献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中外专家对敦煌书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