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篇讲述了为文的种种法度之推的文学理论水平非常高超对于

《文章》篇，讲述了为文的种种法度。之推的文学理论水平非常高超，对于各种文体的起源也如数家珍。而他对于文学的态度，则是“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或许是因为他对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而大多无有善终的现象深有体味：“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惜乎后世文人少有将之推这番话记在心中的，所以，文人相轻之习气至今未减。）同时，之推对文人如陈琳、扬雄等变节之举也甚为鄙视。其后，之推表达了他对文章的要求：“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而对于当时为文“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风气，他也表示了自身的不满，希望能够有“盛才重誉”者来“改革体裁”。之推对古今之文的优劣了如指掌。关于作文，他较为认同沈约的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他还谈到了文章的禁忌，以及代人为文、作挽歌辞等的法度。还强调了典故的运用需要慎重，涉及地理时也应当准确。最后，他还列举了一些他认为较为优秀的文人和诗句。我读了《文章》篇之后，深深感受到之推自身是全然遵循着此中的为文法度的。

《名实》篇，名实即名副其实的略写。在本篇中，之推指出为人切不可窃名，窃来的虚名终究会败坏，终而自取其辱。正因如此，他强调名实：“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而反对“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认为这种行为“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而一个人要立名，则应当为自己留有余地，若无余地，则“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之推对于那些“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有了清廉的名声之后就开始聚敛财富，有了显耀的信誉之后就开始失信于人）的人，深为不屑，认为这就是窃名。至于为什么要强调“名教”，之推的答案是：“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当然，之推也指出“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可见，尽管他强调名要符其实，但是更希望自家的儿孙们能够成为“忘名”的上士。

《涉务》篇，涉务即致力于事务。自古以来，务虚之人多，而务实之人少。之推有感于此，故而希望自家的子孙能够成为务实之人。所以，他上来便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同时举出六种人才：1.朝廷之臣；2.文史之臣；3.军旅之臣；4.藩屏之臣；5.使命之臣；6.兴造之臣。接下来，他指责了那些口若悬河而“多无堪用”之人。

《省事》篇，省事即毋多事，俗有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篇大旨，同于此。在此篇中，之推建议人专心做好某一件事，并对那些上书陈事之人作出批评，认为他们“贾诚以求位，鬻言以干禄”（出卖忠心求取官位，出卖言论求取俸禄），纵使“幸而感悟人主，为时所纳，初获不赀之财，终陷不测之诛”。很多人抓住此点批评之推为圆滑世故，却忽略了他此后所说的“谏诤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尔，必在得言之地，当尽匡赞之规，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其后，之推又指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而切不可“须求趋竞”，更不可行“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用财物贿赂依附于外戚权贵，通过宫中受宠的妃妾为自己谋求）的羞耻行为。对于“凡损于物”之事，“皆无与焉”；对于当行之正义之事，却又勇于担当。如此便是之推的省事，究其实，他的省事原则乃是“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止足》篇，止足即知止知足，而绝不贪得无厌。之推引《礼记》之言（“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指出“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并明示子孙后代“谦虚冲损，可以免害”，而“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又何必汲汲于谋求财富呢？同时，指示做官当“处在中品”。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消极，然而，世间又何尝不是四处都充斥着求不得苦呢？

《诫兵》篇，因为颜氏自古以来“未有用兵以取达者”，所以，之推告诫子孙不要轻易习武带兵，而是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当然，之推也希望子孙中能够有“入帷幄之中，参庙堂之上”而“为主尽规以谋社稷”的君子，然而，若是无有这方面的才能，则不必强求。

《养生》篇，讲述了对待养生的态度。首先，之推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子孙后代学道以求长生。其次，他强调了“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而避祸首要在于勿傲物、勿贪溺。最后，强调了“夫生不可不惜”，却也“不可苟惜”，若是“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则“君子不咎也”。正因如此，颜氏后人中才会出现忠烈如颜真卿、颜杲卿兄弟者。

《归心》篇，归心，即归心于佛。此篇中，之推讲述了颜氏世代归心于佛，并针对世俗对佛教的五种诽谤一一作了辩解。由于时代的原因，之推对于佛法并无究竟圆融的理解，不过他的目的是在于让子孙后代对佛教生信，作为家训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无可厚非。然而，之推以佛法“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却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仍有未能明了的地方。

《书证》篇，之推记录了他自身所作的种种训诂和考证，展现了他卓绝的才力和严谨的态度。以我之见，之推撰写此篇的目的有二：一、指出当时流行的一些误解，以免文士闹笑话；二、以身作则，传示治学应当秉持严谨的态度。

《音辞》篇，之推记录了音韵方面的一些内容，目的很简单：指示子孙掌握一定的音训常识，以免犯下一些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