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门下教人最为重要的就是求仁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主要在于“欲立

孔子门下教人，最为重要的就是求仁，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主要在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能有所立的人，自立而不会忧惧，如同富人各种物品都有多余的，不需要向外索求；能够通达的人，四面通达而不会违悖，如同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谁不想要己立、己达，如果还能够推己及人，让他人也有所立、有所达，那么就是与万物而同春了。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此句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语出《论语·雍也》。

此处进一步指出，要做到“求仁”，先要立人、达人，故曾国藩解释了如何从己立、己达而使得他人也有所立、有所达的过程。

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①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②，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③。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后世讨论求仁之道的，没有比张载的《西铭》更为精炼的了。他将民众看作自己的同胞、万物看作自己的同类，以宏阔的心态来救济所有的人，都是侍奉上天的人的分内之事。必定如此，方才可以称为人；不如此，那么就是悖逆仁德之贼。诚如他所说，那么虽然使得天下之人都有所立，天下之人都有所达，然而并未觉得有什么善行、功劳值得多说，还会有人把不悦归到他身上吗？张子：即张载，字子厚，陕西凤翔人，北宋理学家。民胞物与：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说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天下的物都是我的同类。语出《西铭》。曰悖德曰贼：即“违曰悖德，害仁曰贼”。语出《西铭》。

此处对《西铭》“民胞物与”的思想进行了论述，也是对上文的补充。培养子女博大的胸怀，在现在的教育之中，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遗憾的是现代人多半不重视，等到想起来则已经晚了。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①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②，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四为“习劳则神钦”。凡是人的性情，没有不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的，无论是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安逸而害怕劳苦，这是古今相同的。人一日所穿的衣服、所进的食物，与一日所做的事情、所用的力气如果相称，那么旁人就会赞美他，鬼神就会称许他，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比如，农夫、织妇终年辛勤劳动，最后只收获了数石的粟、数尺的布，但是富贵的人家终年安逸享乐，不经营任何行业，然而吃的必须是珍羞，穿的必须是锦绣，吃饱喝足睡大觉，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是鬼神所不称许的，这难道能够长久吗？韪（wěi）：是，对。赞美。酣豢（huàn）高眠：终日吃饱喝足睡觉。

“习劳则神钦”，是再度强调做人必须勤劳俭朴，为一身计、为天下计，都要习劳，而不要逸乐。曾国藩还举了富贵人家与农夫、织妇的例子作为对比，强调其中的不公平，这必定不为鬼神所称许。所以，若不能勤俭，则必定不能长久。

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①，文王“日昃不遑”②，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③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④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⑤，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

古代的圣君贤相，如汤的“昧旦丕显”（天未亮就起来思考如何光大德业），文王“日昃不遑”（从早忙到晚而没空从容吃饭），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夜晚继续着白天的工作，又坐着等待天亮），都是无时无刻不以勤劳来自我勉励。《尚书·无逸》一篇，推论及勤劳就会长寿，安逸就会夭亡，历历不爽。为了一身计，那么必须操习各种技艺，磨炼筋骨，困而知之勉而行之，用心于危机、忧虑，而后可以增长智慧与才识。为了天下计，那么必须视他人受饥受溺为自己受饥受溺，还有一个人尚未获得拯救，就以为是自己的遗憾。大禹周游巡视天下四年，过家门而不入；墨子从头顶到脚跟都受到损伤，以利益天下：都是对待自己极其俭朴，而救济民众又极其勤劳。所以荀子喜好称颂大禹、墨翟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的勤劳。汤之“昧旦丕显”：商汤天未亮就起来，思考如何光显德业。文王“日昃不遑”：周文王从早到晚忙碌，没空从容吃饭。《无逸》：即《尚书·无逸》，记述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周乘：周游巡视。摩顶放踵：从头顶到脚跟都被磨伤。形容不辞辛劳，舍己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