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有敢谏之鼓：相传尧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指出他施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史称“敢谏之鼓”。

舜有诽谤之木：相传尧命舜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以修明政治，史称“诽谤之木”，也称“谤木”。见《史记·孝文本纪》。

汤有司过之史：据《淮南子》记载，商汤曾给自己设置了进谏的史官（司过）来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武有戒慎之铭：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姜太公述《丹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周武王闻之，退而为戒，并写在几、案等器物上，作为座右铭。《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突然发威作怒，以此来阻止别人的议论。如果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就是传到外边，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所做的事是错误的，就是极力掩盖，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闻，除非己莫言。’自己做了却想让别人不知道，自己说了却想让别人听不见，这就像是掩目捕雀，掩耳盗铃，只会被人讥笑讽刺，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又听说，没有长时间混乱的国家，也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国民的善恶好坏取决于道德教化的厚薄，所以夏朝和商朝在禹和汤的治理下就天下大治，在桀和纣的统治下就天下大乱；周朝在文王、武王的治理下就秩序安定，在幽王、厉王的统治下就出现危机。因此，古代圣明的国君，严以责己而不怨恨别人，寻求自身的不足而不责备下属。因此说：‘禹、汤时常责备自己，所以国家迅速兴旺；桀、纣处处怪罪别人，所以国家很快灭亡。’现在很少听说君王责备自己，而他们怪罪臣下之心不已，就会深深违背恻隐之情，并且开启奸邪之路。汉朝的王温舒有杀人不尽之恨，臣对此人深感惋惜，恩泽未能结纳人心，而希望达到不用刑罚的治理效果，我没听过这种事。臣听说过，尧时有敢谏之鼓，舜时有诽谤之木，汤时有专记过失的史官，武王时有戒慎的座右铭。这些都是先王倾听意见于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寻求谏言于没形成过失的时候，虚心对待臣下，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下无私，君臣同心同德。魏文帝也说：‘有德之君喜欢听逆耳的话，喜欢听犯颜直谏之言，亲近忠贞的大臣，厚待直谏的人士，斥逐谗慝，远离奸佞的小人，实在是想保全自身和国家，远远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凡是承受天命控驭国运的国君，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可以不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吗？自古以来的圣明国君，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一番伟业的，没有不依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也没有违背辅弼大臣意见的。”

诚信第十七

本篇主要讲用“诚信”来治国的道理，同时也反映出贞观君臣对“诚信”原则高度重视的程度。如果君臣之间互相不能以真诚相待，则难以齐心协力治理国政。魏徵认为：“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魏徵把诚信看成治理国家政务的大纲，“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殷纣王轻慢侮弄五常，周武王就夺了他的天下；项羽因为没有仁信，就被汉高祖夺了他的江山；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君主只有以诚信对待朝臣，才能得到群臣的鼎力相助。朝廷只有摈弃诈伪，取信于民，才能使万民归心，天下太平。唐太宗以历史为鉴，能任人不疑，群臣也竭尽忠诚，这就是唐初君臣能成就“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儒家的处世修身准则在“贞观之治”中的具体运用。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

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