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有敢谏之鼓:相传尧曾在庭中设鼓,让百姓击鼓进谏,指出他施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史称“敢谏之鼓”。
舜有诽谤之木:相传尧命舜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指出自己的过失,以修明政治,史称“诽谤之木”,也称“谤木”。见《史记·孝文本纪》。
汤有司过之史:据《淮南子》记载,商汤曾给自己设置了进谏的史官(司过)来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武有戒慎之铭:据《大戴礼记·武王践祚》载,姜太公述《丹书》云:“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周武王闻之,退而为戒,并写在几、案等器物上,作为座右铭。《礼记·中庸》:“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突然发威作怒,以此来阻止别人的议论。如果所做的事是正确的,就是传到外边,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所做的事是错误的,就是极力掩盖,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闻,除非己莫言。’自己做了却想让别人不知道,自己说了却想让别人听不见,这就像是掩目捕雀,掩耳盗铃,只会被人讥笑讽刺,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又听说,没有长时间混乱的国家,也没有不可治理的百姓。国民的善恶好坏取决于道德教化的厚薄,所以夏朝和商朝在禹和汤的治理下就天下大治,在桀和纣的统治下就天下大乱;周朝在文王、武王的治理下就秩序安定,在幽王、厉王的统治下就出现危机。因此,古代圣明的国君,严以责己而不怨恨别人,寻求自身的不足而不责备下属。因此说:‘禹、汤时常责备自己,所以国家迅速兴旺;桀、纣处处怪罪别人,所以国家很快灭亡。’现在很少听说君王责备自己,而他们怪罪臣下之心不已,就会深深违背恻隐之情,并且开启奸邪之路。汉朝的王温舒有杀人不尽之恨,臣对此人深感惋惜,恩泽未能结纳人心,而希望达到不用刑罚的治理效果,我没听过这种事。臣听说过,尧时有敢谏之鼓,舜时有诽谤之木,汤时有专记过失的史官,武王时有戒慎的座右铭。这些都是先王倾听意见于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寻求谏言于没形成过失的时候,虚心对待臣下,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下无私,君臣同心同德。魏文帝也说:‘有德之君喜欢听逆耳的话,喜欢听犯颜直谏之言,亲近忠贞的大臣,厚待直谏的人士,斥逐谗慝,远离奸佞的小人,实在是想保全自身和国家,远远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凡是承受天命控驭国运的国君,即使不能做到上下无私,君臣同德,难道可以不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开亡国杀身之祸吗?自古以来的圣明国君,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一番伟业的,没有不依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也没有违背辅弼大臣意见的。”
诚信第十七
本篇主要讲用“诚信”来治国的道理,同时也反映出贞观君臣对“诚信”原则高度重视的程度。如果君臣之间互相不能以真诚相待,则难以齐心协力治理国政。魏徵认为:“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魏徵把诚信看成治理国家政务的大纲,“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殷纣王轻慢侮弄五常,周武王就夺了他的天下;项羽因为没有仁信,就被汉高祖夺了他的江山;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君主只有以诚信对待朝臣,才能得到群臣的鼎力相助。朝廷只有摈弃诈伪,取信于民,才能使万民归心,天下太平。唐太宗以历史为鉴,能任人不疑,群臣也竭尽忠诚,这就是唐初君臣能成就“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儒家的处世修身准则在“贞观之治”中的具体运用。
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
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