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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缺乏的也许不是所谓的“革新力量”，而是“知旧”，也即对传统的了解。
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都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从先秦的《诗经》《易经》，晚周诸子，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骚体诗、汉乐府和辞赋，六朝骈文，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中国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流淌着多少滋养着我们精神的养分和元气！
《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经与典交织运作，演绎中国文化的风貌，制约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生活秩序。中国文化的基调，总体上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当然也是指导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还是先民传唱的诗歌，屈原的忧患行吟，都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性格、人伦大爱、家国情怀、理想境界。尤其是四书五经，更是中国人的常经、常道。这些对当下中国人治国理政，建构健康人格，铸造民族精魂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典是当代人增长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普及，近年来更在阐释传统经典、传承核心文化价值，建构文化认同的大纛下努力向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掘进。他们欲推出《国学经典丛书》，殊为可喜。
怎么样推广这些传统文化经典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一部志人笔记小说。全书原为八卷，梁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此书原名《世说》，后为了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已亡佚）相区别，故又名《世说新书》。今传本经北宋晏殊整理删定，分为上、中、下三卷，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门，共1130则，主要记述东汉末年至南朝刘宋时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言谈风尚和琐闻轶事，内容包罗万象，举凡政治、思想、道德、文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皆有涉及，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为南朝宋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季伯，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景王刘道怜之子，封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曾任豫州刺史、荆州刺史，元嘉21年（444）死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刘义庆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为宗室之表，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鲁迅先生说：“《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中国小说史略》）此说得到普遍的认同。刘义庆门下有不少文人学士，如袁淑、陆展、鲍照等，他们根据前人的著述，广泛收集材料，再由刘义庆加以润色，编撰成书，这是很有可能的。《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之书，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来自《魏晋世语》、《语林》、《魏书》、《高士传》等著作，但全书前后体例风格基本一致，说明经过了作者的细致加工。
《世说新语》反映最丰富的一部分内容，是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名士风度，也称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名士们言行举止的概括性表现。名士风度有几个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清谈、饮酒、服药、隐逸。
清谈起于汉末，名士群集，臧否人物，评论时事，称为清议。魏晋时期的清谈则侧重于玄学，即所谓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所以清谈又称为谈玄。《周易》、《老子》、《庄子》三部著作受到士人的推崇，总称“三玄”，是玄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寡以制众”、“崇本息末”、“知足逍遥”、“自然无为”等抽象玄远的哲理，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内容。品题人物也是魏晋士族中流行的一种风尚，内容涉及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各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魏晋时代的价值取向及审美风尚。何晏和王弼是开启魏晋清谈的重要人物，主张“无”是万物本体，代表“正始之音”。竹林七贤开“竹林风气”，阮籍主张“通老”、“通易”、“达庄”，嵇康主张“养生”、“声无哀乐”等。王衍、乐广则将清谈之风引向高潮，措辞简约，崇尚自然。此外也有许多名僧，如支遁、康僧渊等在玄理中掺入佛家教义，推动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及其与本土思想的融合。
魏晋名士好老庄之学，讲求形神相亲，而狂饮烂醉便可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求得高远之志。所以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任诞》）王忱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当然，魏晋名士也并非个个都是酒徒，干宝就曾劝郭璞不要饮酒过度，大名士王导更是屡屡劝人戒酒，并成功地帮助晋元帝戒了酒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