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祠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司马迁墓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