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纸作为书写材料写成的书称纸写本。中国人民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造纸术发明初期，由于纸的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很长一段时间是纸、简、帛三者并用。东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提高，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示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纸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至隋唐纸写本进入全盛期，它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唐代虽然使用印刷术，但纸写本与纸印本共同存在。五代以后，印刷术的普及，纸写本进入末期，并被纸印本所代替。纸写本的广泛出现，使书籍的形态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产生了书籍史上的卷轴装、经拆装和旋风装。卷轴装书籍是纸写本的最早装订形式，来源于帛书的束卷。它把若干纸张粘连成长幅，用一根竹竿或木棒做轴心，粘于纸的一端，以此为轴心由左向右卷成一束。因为纸写本书主要采用卷轴形式，所以纸写本书又称做“卷子”。卷子的长度根据文章篇幅而定，长的米左右，个别的有米多。纸上用墨画成直格，分为许多行，四周称“边”，中间称“界”。为了保护卷子，在卷子露于外边的右端粘上一块纸口叫“裱”或口叫“褾”、“包头”、“玉池”。为了显露豪华，帝王贵族的书用绫绢绸等丝织品作裱。裱的首端适中处系上一条丝织品的带子，以防散乱。带的尾端系上一个长尖形的别子，普通的别子用兽骨，佛、道经书上多用竹签，玉石签。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集中保存，就用书衣（丝织品）包上，称为“帙”。在收藏及利用中，为了便于抽出、插入和识别，就在轴头上卷轴装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明书名、卷次等记号，这叫做“签”。签用牙、骨、玉等不同材料制成，并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门类，如唐代的经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部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部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装饰卷轴的方法称为“装治”，包括作轴、褾、带、签等。为了保护纸卷不致损坏，需要通过装潢加以保护。所谓“装”，系指裱装而言，所谓“潢”，是用黄柏染色，使其不受虫蛀，又称“人潢”。卷轴制度到唐代已非常完善，但是卷轴一般都很长，阅读时边读边展开，还要边卷起读过的部分，非常麻烦。特别象《初学记》、《北堂书钞》等大部头的类书以及《切韵》、《唐韵》等工具书，阅读和查检更加不便，于是产生了经折装和旋风装两种形态。经折装又叫梵夹装，它是把已抄写好的卷子左、右反复折叠成为一叠，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分别加上两块硬纸片作经拆装为保护书籍的封面和封底，其外形酷象印度的梵文佛经。封面通常是厚纸，或者裱上一层缣帛或彩纸。至今佛教经书还常采用这种形态。经折装虽然革除了展卷等麻烦，但厚厚一叠书阅读时容易散开扯断，于是人们又进一步改进经折装，出现了旋风装。它与经折装相似，也是将卷子左右折叠起来，不同的是将前后封面粘连在一起，使其首尾相连。阅读使用时从第一折页翻起，翻到最末一折页，又可以接连翻到第一折页，循环翻阅，如同旋风。唐代把经折装和旋风装都称为“叶子”，是书籍从卷轴向册叶过渡的形式。

纸印本书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书籍形态。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它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根据文献和实物考证，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雕版印书，早期印的书大多与人民生活有关，如历日、诗歌、韵书及阴阳占卜和佛教书等。唐咸通九年（）印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刻印时间的印刷品。年在四川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发掘的《陀罗尼经咒》，上刻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一行字，这是中国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到了五代，民间和佛教寺院的刻书事业更加发展，刻书的范围、地域也有所扩大，刻书地区除蜀、旋风装江宁、浙江、梁、瓜州、沙州外，又有青州、福建等。五代时期的印刷品现存的已非常稀少，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发现的，而且都是残本，如《唐韵》、《切韵》。雕版印刷术到了宋代已极为昌盛，这主要因为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已很发达。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官刻即官府刻印的书，其中又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中央所刻的书以国子监为最有名。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四部类书，均由国子监刻印流传全国。国子监刻印的书，称为“监本”，在当时是读书人的标准本，流传至今，是珍贵的善本书。地方刻书机构主要有各州、军学、郡学、县学、漕司、茶盐司、提刑司。家刻又称私刻，是指士大夫们刻印的书籍。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宋代私家刻书的有多家。坊刻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籍。书坊刻印图书以营利为目的，他们自己有写工、刻工和印工。著名者如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临安陈氏经籍铺、杭州的荣六郎书籍铺、建宁黄三八郎书唐金刚经铺等。宋代刻印书籍的字体分肥瘦两种，肥者为颜体（颜真卿），瘦者为欧体（欧阳询）与柳体（柳公权）。浙江刻印的书多采用欧体，苗条玉立，秀丽俊俏；福建刻印的书多采用柳体，横轻竖重，挺拔有劲；四川多采用颜体，肥劲朴厚，间架开阔，疏朗悦目。元代继宋代遗风，官刻、家刻、坊刻都得到了发展。国家册页出资拨款，选用上等纸墨及技术熟练的刻工雕印书籍。元刻书籍的特点一是字体多用赵体（赵孟颊），婉柔秀媚，二是使用简体字，三是版式字大行疏，写刻认真，疏朗醒目，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版心所刻字数、卷数和页数，多用草书。明、清两代雕版印刷的书籍数以万计，刻印的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雕版印刷的书籍，因刻印的机构、地点、时代不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官刻的书籍有监本、经厂本（司礼监刻印书）、内府本（皇帝宫廷刻印书）、殿本（武英殿）、局本、藩刻本等；因时间不同，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因地区不同，有浙刻本（杭州本、越州本、严州本、明州本等）、闽刻本（建阳本、麻沙本）、苏刻本（金陵本、无锡本、苏州本、昆山本、扬州本、常熟本）等；因刻印先后，有原刻本、翻刻本、仿刻本等；因刻印情况，有精刊本、百衲本等。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书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唐朝末年到宋朝初年，印本书逐渐取代写本书，册页制度逐渐代替了卷轴制度。雕版印刷使书纸变成一叶一叶的单叶，然后再将每一单叶装订成册，人们把图书的这种形式称为册叶制度。册叶是世界上书籍的普遍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通行的书籍装帧形式。册叶制度最初的装帧形式是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单面印成的书叶使有文字的一面，面对面的折叠，并将中缝处粘贴在一张用于包背的纸上，每叶的两端犹如蝴蝶的双翅向两边伸开。这种装帧形式的缺点是版心在内，左右边栏分别向外，阅读起来接连翻两叶空白才能读下去。为了避免经常见到无字的纸背，人们将书叶改为正折，使有字的一面向外，版心成为书口，这种装帧形式就叫包背装。包背装流行于元代，明清不少书也采用这种形式。包背装版心变书口，不便象蝴蝶装竖立排架，所以改为平放，封面也由硬纸改作软纸封面。在包背装的基础上，明代又产生了线装。线装的方法基本同包背装，只是不用整张书衣包背，而改用前后各加书衣，然后加工穿线，直接装订成册。一般线装书打孔，称为“四针眼线”；线装开本较大的在上下角处再各打一眼，就成了“六针眼线”。为了保护较为珍贵的书籍，有的采用绫绢包角，称为“包角装”。为了保护线装书籍，人们还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外套。外套又称函套，其种类很多，主要有木匣、布匣、纸匣、夹板、书套等。木匣多采用楠木、樟木等硬木制成书匣；纸布匣一般以硬纸作胎，里衬白纸，外糊蓝纸或蓝布；夹板主要用木板或纤维板作材料，制成平面尺寸与书籍大小相等的板，板的上下左右各凿一个长方形小孔，用于穿系带；书套主要以硬纸板为材料，里面裱衬纸张，外粘以布或丝绸作套面。因为书籍采用了保护措施，函套的“函”便成为书籍的数量单位，如说某一种书有多少函多少册。雕版印刷的书都是单面印刷的，每一印刷面称为一个版面，每个版面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组成：①边栏，又叫栏线，指版框四周的黑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单边或单线；四周双线印的叫双边或双线，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故又称文武双边栏；栏线用红色印的叫朱丝栏，黑色印的叫乌丝栏。②界行，又叫边准，指版面内分行的直线，如有些书不分界行，被称为白文。③天头，指上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④地脚，指下边栏以外的空白余纸。⑤版心，指版面中心较窄的一行。版心中印有黑线的称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黑线较粗长的称大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版心中间刻印有书名、卷数、刻工姓名等文字者称为花口。⑥鱼尾，指在版心中间距离上边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刻的象鱼尾的图形，有时版心下方与上方对称的地方也刻有鱼尾。只刻有一个鱼尾图案的称单鱼尾，刻有两个图案的称双鱼尾。⑦书耳，又称耳子，指刻印在版框两边边栏外上角的小方格，方格内多记有篇名或卷数。

从雕版图书的整体来看，其结构包括下面十个部分：①书衣，又称护封、书皮，指书前后的封皮，它一般采用硬纸。古代藏书家对书衣的颜色和质量很讲究，一般用黄色和铁青色纸作书衣，清代《四库全书》用绿、红、蓝、灰四色书衣，以别经、史、子、集。②书签，指书衣上所粘贴的用以题写书名的纸签。③护叶，又称副叶，指书衣内所加的一张空白衬纸，是为了保护书页而加的。④封面页，指护叶后的第一页，即今天的书名页，也叫内封面，或内封大题，上面常有名家题写的书名。⑤牌记，又称刊记，指在书名页的背面刻印的刊行时间、地点及刊行人姓名、堂号等事项。⑥书脊，指书的背脊，即一本书装订的一端，也称书背。⑦书口，与书脊相对的一边。⑧书脑，指线装书打眼穿线的地方，今精装书串线订口处也称书脑，因为打孔穿线是装订中关键性的工序，故有此称。⑨书首，也称书头，指书籍最上端的切口。⑩书根，也称书足，指书籍下端的切口，因线装书是平放在书版式架上的，为了便于检阅，常在书根写上或印上该书的书名、卷数、册数及册次等。

继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北宋庆历年间（～）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毕昇发明的活字，是先用带有粘性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四方形的薄片，在上面刻上单字，每个字一个印，然后用火烧硬。这种活字因为是用胶泥做成的，所以称为泥活字。此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毕昇泥活字法印过《小学》、《近思录》等书；清代李瑶于道光十年（）“仿宋版泥板”印成《南疆绎史勘本》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的翟金生以年心力，造泥活字万多个，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书。泥字上釉再烧，便可成为磁版。清康熙五十八年（）山东泰安徐志定以磁版印成《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种书。继泥活字、磁活字之后，中国又发明了木活字。元朝大德二年（），农学家王桢用自己造的木活字印成《旌德县志》，并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王桢造木活字的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再用小锯把每个字锯开，使每个字成为单独的活字，然后用刀把它四面修光。排版时，把木活字一个个排到木盘里，行间用竹片隔开，塞紧空隙后即可印刷。王桢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把木活字按韵和型号排列在两个木制的大转盘里，排字人员坐在转盘旁，只需转动轮盘，就可以拣到所需要的字。木活字发明后，使用非常广泛，明代苏州、南京、福州、云南、四川等地用木活字印刷的书籍，有名可考者约种。崇祯十一年（）起，开始用木活字排印朝廷《邸报》，这可视为中国报纸印刷业的开端。清代乾隆年间，用木活字排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种，多卷。古典小说《红楼梦》回本，第一次印行就是排印的木活字本。直至本世纪初，不少书店还继续使用木活字印书。除泥活字、磁活字、木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外，中国还创造有金属活字，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元代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可见在王桢造木活字前，就已经有了锡活字。无锡华燧也铸过锡活字。清道光三十年（）广东佛山镇一姓唐的书商用锡活字排印了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共页。铜活字在金属活字中最为流行，明代无锡、常州、苏州一带不少富家铸铜印书，其中著名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坚的兰雪堂、安国的桂坡馆。清代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印了六十五部。铅活字早在明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弘治正德初年（～）陆深的《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今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可见，早在现代铅合金活字传入中国之前，已经有人用铅做活字了。中国印刷术发明不久，就传播到了国外，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古籍典藏

中国历史上的古籍汗牛充栋。但是，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万多种。在数千年的古籍典藏中，形成了官府、书院、寺院、私人四大系统。

官府藏书即国家及宫廷内部的藏书。根据文献记载及殷商甲骨周代典籍的收藏情况看，中国商代就有了图书馆，而且有了管理图书的史官。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的一些图书流散到各国，各诸侯国非常重视藏书，设立天府、盟府、策府、周府、公府等处所收藏。秦王朝统一全国，建立明堂、石室、金匮等藏书机构。公元前年，秦始皇下令焚书，给先秦典籍造成重大损失。西汉宫府图书管理机构沿用秦制，由御史大夫等负责。东汉管理图书的机构为秘书省，设秘书监、秘书郎等职。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傅毅、马融等都是主管图书的重要官员。藏书处所有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及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等。三国时蜀、吴仿效汉代制度，设置东观收藏国家图书。曹魏建立秘书中外三阁收藏图书，并派郑默等人加以整理。南北朝时期，虽然朝代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但是，每一新王朝建立后，都派专人收集图书，建立图书馆。宋有总明观、梁有寿光殿和士林馆、陈有西省、北齐有文林馆、北周有麟趾殿等。隋代不仅提高了图书机构——秘书省的官级地位，而且增加图书管理人员。隋炀帝下令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内东西厢建造房屋，设立官藏，并在书籍的装帧上加以改进，把秘阁图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晶漆轴。唐代官府藏书在隋代官藏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藏书机构主要有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崇文馆等。到开元（～）年间，国家藏书发展到万多卷，但是，安史之乱使图书散失殆尽。宋代的官府藏书中心由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三馆组成。此外，还有国子监、学士院、司天监、太清楼、四门殿等宫廷内府的藏书处所。钦宗时国家藏书达到多卷。元代收集了大量南宋图书，收藏在奎章阁、崇文院内。设秘书监负责国家藏书，官员有秘书监卿、秘书监少监、秘书监丞、秘书郎等。明代开设翰林院，废除前代的秘书监，设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文渊阁是国家图书的收藏中心。清代乾隆（～）时，在“崇古右文”的招牌下，设立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修成后，抄写了七部，分别收藏在文渊阁（故宫）、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承德）、文溯阁（沈阳）、文汇阁（扬州）、文宗阁（镇江）、文澜阁（杭州）。明清时期，官府藏书在档案方面很有特色。明代的主要档案库有：内阁大库，收藏行政事务方面的档案；黄册库，收藏全国户口、赋役方面的档案；古今通集库，收藏皇帝赐封给各功臣、将领、藩王、驸马的诰封、铁券及京官、外官的诰封底簿，同时也有部分御用图书；皇史威收藏皇族的玉牒、历代皇帝的实录、圣训等方面的档案。各地方如各省、府、州、县也设立档案库，据统计有多个，规模大的库房有间。现存明代档案约件，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内，内容主要有洪武（～）、永乐（～）至天启（～）、崇祯（～）各朝的奏本、兵部题行稿，明初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永乐八年明王朝颁给西藏释迦摄聂喇嘛的敕谕；成化（～）年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关于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的文件等。这些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清代收藏档案的地方主要有内阁大库、军机处、皇史宬等。内阁大库是清代档案主要收藏处，有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书；起居注及六科史书；官修书籍及文件；因修书而征集的材料；从沈阳运来的满文旧档案；内阁日行公事的档案稿件。军机处的档案主要有军机处进呈的文件，包括奏折、表章等；军机处分类汇抄的关于国家庶政的档案，包括上谕、奏事、专案、电报、记事等；军机处日行公事档案；京都内外致军机处的文件。皇史宬庋藏的档案主要有玉牒、实录、圣训、会典等。清代档案现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计有万件册）、辽宁省档案馆（万卷）及四川巴县、山东曲阜等处。出版的档案结集有《明实录》、《崇祯实录》、《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文献丛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明清史料》等数十种。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机构。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都离不开图书，所以书院也是古代图书收藏的处所，并形成了书院图书馆。书院起自宋代。宋代的书院有所，大部分集中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等地。著名的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元代有书院所，明代有所，清代有所。历代书院多有藏书，而且有的达数万卷，如广雅书院藏书多册，鹤山书院藏书万卷，南园书院藏书万多卷。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许多书院设立专门的藏书楼，如明清时期的伊川书院（河南嵩县）设有稽古阁、正学书院（陕西西安）王云凤建楼广收书籍、怀玉书院（江西玉山县）建拓书廨、晴川书院（湖北汉阳）建牣斋馆。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朝廷的颁赐。据文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白鹿洞书院得到皇帝赐给的国子监印本九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赐岳麓书院《义疏》、《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书。清代乾隆十六年（），苏州的紫阳书院、杭州的敷文书院，各得到赐与的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由于皇帝的恩赐，各书院不仅注重藏书，并有“御书楼”、“尊经阁”等建筑。其次是书院自己刻印抄书。元代诂经精舍刻印有《诂经精舍集》集，计多篇。清代学海堂刻有《学海堂集》集卷、《皇清经解》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附存简明目录》卷、《十三经注疏》卷、《揅经室集》卷、《学海堂丛刊》卷，总计多卷。广雅书院设有广雅书局，刻印图书数量最多，印有经、史、小学、文集之类图书多卷。第三是募集。书院既然是一地的教育组织，所以多方动员当地官员捐献图书，或动员本地在外作官者捐献，书院的主讲是学术上有名望的学者，也通过多种渠道募集图书。如宋代朱熹曾经为重修白鹿洞书院而到处征书，王思训购《十三经》、《二十一史》、唐宋八大家文集及先儒语录等赠给豫章书院，黄锦捐送《二十一史》、《十三经》及诸子、文学书多卷给雷阳书院。此外，书院还接受捐款，由书院自己去购买图书。正是由于多途径的图书来源，所以从宋至清历代书院藏书不断丰富，有力地配合了书院的教学及学术研究。书院不但重视藏书门类的齐全，而且注重图书的流通利用，建立起一套借阅制度。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它的藏书及其流通利用在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寺院藏书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典籍的收藏，是伴随着译经事业开始的。史载东汉明帝时感梦遣使，赴西域求法，于大月支写回佛典《四十二孝经》，藏于兰台石室。从晋代开始，佛教经籍的收藏渐渐集中到寺院。晋代以来，各地佛寺大增。据文献记载，西晋两京有寺所，译经部；东晋立寺所，译经部。南北朝时，寺院大增。因寺院是译经之地，也是传经、藏经之所，故每个寺院都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多者万余卷，少者也收藏数千卷。南北朝时的佛教图书超过儒家经典数十倍，除官方收藏少量佛经外，大部分典藏在全国各地的寺院里。不少寺院编有藏书目录，如刘勰的《定林寺经藏目录》就是在钟山定林寺千多卷藏书基础上编成的。道教图书最初也是由官府收藏，因为内容与炼丹长生等有关。南朝宋时陆修静于宋明帝泰始三年（），在建康崇虚馆广收道经，进行整理，集成经书、方药、符图等卷，从而奠定了道藏的基础。此后，道馆渐多，藏书亦愈加丰富，如齐的兴世馆、梁的华阳上下馆、朱阳馆等。藏书最多的是北周的通道观，达多卷。佛教进入隋唐，达到全盛时期。大乘八宗、小乘二宗，教派完全形成，而且译经事业也发展到顶峰。这一时期佛道图书收藏的特点，一是官方设馆收藏，如隋代于观文殿内专设内道场收藏佛道经书。二是寺观内藏书不以佛、道为限，而且数量增多，如唐高宗时创立的西明寺，有室多间，收有部、多卷书。三是采取秘藏方式，因当时书多是写本，焚毁经书事件多有发生，佛道教徒为了避免损失，采取典藏于佛阁密室的方法。敦煌石室藏书就属这类。敦煌地处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早在公元年，就有人在敦煌莫高窟开凿出佛窟。到了唐代，莫高窟已成为拥有多个佛窟的佛教圣地，聚集着众多的寺庙与僧侣，也收藏着大量的佛经、道教等文献。公元年，游牧于西北一带的党项族占领了河西一带，建立了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和尚在战乱外逃之际，把长期积累的经卷、法器等物封闭在石窟里。由于从中原来的香客和商人日渐稀少，敦煌随之冷落，逃避战乱的和尚也一去不返，因而秘藏在窟中的经卷无人知晓。年，住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篆发现了这些数以万计的公元～世纪的各种经卷、文书及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敦煌遗书或称敦煌书卷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致使大量的有价值的经卷流失国外，给中国古籍文献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敦煌书卷共计万多卷，其中%以上是宗教经典，如《大乘四法经论》、《佛说延寿命经》、《道德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另外还有《易》、《诗》、《汉书》、《沙州图经》、《算经》、《星占》、《甘棠集》、《秦妇吟》等经、史、子、集及文书帐册等书。这些文献是研究古代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中外专家对敦煌书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