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姚崇当然不是随便哭的，他看到武三思未除，断定将来必有后患。果然，善于迎合人的武三思，深得唐中宗信任，并且与韦后互相勾结，后来执政，杀了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姚崇因为在送别武后往上阳宫时曾泪流满面，证明他没有意图参与政变，所以没有受到牵连。

姚崇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智大勇者。他不仅具有超前的政治眼光，而且还拥有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在看到武三思未被除掉时，他为自己留下了后手——以满脸的泪珠讨好了武三思，从而使自己在后来的政变中躲过了一场祸患。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孙子在这里提出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战争指导原则。这种原则主要是使敌人前后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及，从而阻断敌人内部的有机联系，达到降低敌人战斗力的目的。总之，军事行动要以对我方有利为前提。

战国时，魏国出兵攻打韩国，韩国请求齐国出兵援助。齐宣王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当时魏国谋士邹忌不主张出兵援助，田忌则主张出兵相救。孙膑认为，齐国不必急于出兵相救，因为在韩、魏两国军队还没有遭到重创以前，齐国出兵是代替韩国承受魏军的攻击，而且还要听从韩国的指挥。况且在这次战争中，魏国已决心与韩国决一死战，所以韩国才向齐国求援。齐国可以先同韩国结交，然后待魏、韩两国军队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时，再出兵相救，则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齐王听从了孙膑的建议，最后于马陵大败魏军。

孙膑继承了先祖的衣钵，是“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忠实执行者。在齐国是否出兵援韩这件事上，他几乎做到了滴水不漏，从而占尽了便宜。如果依照邹忌或者田忌的主张，是收不到这种效果的。

“合于利而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反映了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追求利润。也就是说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是因利而动，这不仅是企业的本质，而且也是衡量企业行为的根本标准。

者973年，扎伊尔发生了内乱，日本三菱公司的市场分析人员认为，与扎伊尔相临的世界重要的铜矿产地——赞比亚有可能会受到动乱的影响。于是，他们密切注意该地区的军事动向。不久，叛军向赞比亚边境运动。三菱公司认为叛军若切断交通，势必会影响赞比亚的铜锭输出，从而波及世界的铜锭价格。在认真分析局势之后，三菱公司果断决策，趁叛军尚未切断交通，低价大量购进市场上的铜。后来叛军果然切断了交通，世界市场的铜价随之大涨。日本是原料进口大国，铜价上涨之后，日本国内对铜的需求量有增无减，三菱公司趁机高价抛售以前收购的铜，结果发了一笔横财。

说起来，日本三菱公司并不是专门做铜生意的，可是公司的分析人员从扎伊尔的政治动乱中发现了商机，反正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所以三菱公司没有错过这一赚钱的好机会，他们毫不犹豫地大量购进市场上的铜，然后趁机抛出，最后获益匪浅。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忠臣定想辅佐一位贤明的君主。可事实上，一位良臣并不一定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君主。如果是这样的话，忠臣宁可隐居一生，也不要助纣为虐，与昏君为伍。

商朝的末代之君帝辛，也就是商纣王，曾经征夷四方，战功显赫。可是等到国家安定下来后却不理朝政，变得残暴而又荒淫。

面临国家的深重灾难，微子曾同太师箕子、少师比干商量自己出走之事。箕子忧心忡忡地认为：现在假若帝辛能够好好地治国，眼见到国家太平，就算死了也无憾。如果自己死了都不能换得国家的清明，还不如早日离开的好。在纣王醉生梦死、国运风雨飘摇之际，箕子仍希望纣王改过自新，重整国威。可是这一切都是他的空想，后来他因无奈而装疯，竟被纣王当作奴隶一样囚禁了起来。

武王伐纣之后，被囚禁为奴的箕子也得到了解放。箕子怀着亡国之痛，不愿事周为臣，遂率人来到朝鲜半岛，终其一生。